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整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又是当代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这本小册子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就是既保护当代人的发展，又不影响未来人发展的可能性的发展。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也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荀子》《吕氏春秋》中的一些观点，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等，都体现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我国古代生态自然观中汲取经验、找寻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满足人类自身需要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必须认识到自然界资源、自然承载力是“有限”的，在“取”“用”自然界资源时，要“有度”“有节”，绝不能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
熟悉马克思主义文本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了解得非常清楚。2016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时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马克思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列举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由于砍伐树木而导致土地荒芜的事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怎样阐述的？
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写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非常熟悉。
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资本逻辑是至高无上的逻辑，所有生产生活都服务于资本的增值。然而，当资本进入到某一个领域之后，则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异化”现象。比如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吃得更好、吃得更饱，但是当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便俘获了农业生产，使其脱离了过去的生产目的而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因此导致农业生产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农业生产者为了以更小的成本去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服务于资本增值，这就产生了“异化”。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入木三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自然界就是资本增值的一种原料和工具，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来评价地方的政绩观，即地方发展简单以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即GDP升高了，说明地方发展得好;GDP降低了，说明地方发展出现了问题。对此，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
多年工作实践与创新思考
习近平同志的基层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他从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历练过很多岗位。通过他多年的工作足迹，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整体上是从实践到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习近平同志插队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在这里，他和群众一起打坝造田、发展生产。1974年1月，《人民日报》介绍了四川省中江县龙台公社利用沼气代替柴草和煤炭的经验。习近平同志当即意识到梁家河缺煤少柴的情况可以用发展沼气来解决。是年7月，他带领梁家河村民远赴四川“取经”后，在梁家河建成了沼气池，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梁家河这段经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阶段，是青年时代的习近平与群众一起，发展农村生态经济的生动实践。
在河北正定，习近平同志率先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理念。1981年底的正定，人均年收入仅148元。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各地方都在“大干快干”地上项目、追求经济发展。当时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不断推进，对土石方的需求比较多。挖石方是当时一个比较赚钱的方式，人们为了挖更多的土石方获取更多利益，舍弃了草地青苗，对自然环境破坏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明确强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这实际上是向污染宣战。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这期间他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林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省建设，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工作思路和决策部署。如：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强调不能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要着力整治乱砍滥伐树木、乱采沙石工作，推动筼筜湖综合治理;在宁德，为了让闽东群众尽快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提出了“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在福州，他主持编定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首次将“生态环境规划”列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理念。
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践行地。在这里，习近平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出发，推动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启动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也正是在这项伟大工程中，他提出了享誉四海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开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国先河，也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发展范式。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重点考虑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上海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他在上海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探索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依旧十分关心生态环境的保护，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各个历史阶段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作出的论述，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缩影。他政治事业的每一个新的台阶，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万法归宗，却又气贯长虹、力透纸背的渊博生态学说和持续创作热情，又彰显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理论家的大手笔、大情怀、大担当、大智慧和大战略。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